中國輔助生殖研究報告2023
文：育媧人口專家團隊：任澤平，梁建章，黃文政，何亞福，鐘勇，姚勁波，呂俊，於嘉
導讀
“生育問題”既關系民族復興，也關系億萬家庭的幸福。隨著生育推遲、社會壓力增加，不孕不育率提升，部分人群面臨“生不出、生不好”的問題，輔助生殖技術逐漸成為育兒新希望。繼《輔助生殖行業研究：國際篇》之后，我們推出《輔助生殖行業研究：國內篇》。
目前優化生育政策的時代已經到來、降低生育成本逐漸成為社會共識。但“不能生”問題并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部分群體由于政策、質量、費用等方面的限制，無法進行治療。通過建立輔助生殖友好型社會，可以提升輔助生殖滲透率、使治療不孕需求得到充分釋放，帶來凈增新生人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低迷問題、提振社會信心。
核心觀點
由于生育率低迷、育齡婦女規模見頂下滑、全面二孩效應消退，我國出生人口持續下滑，隨之而來的是，勞動力萎縮，老齡化加速，人口見頂回落，人口紅利消失等問題相繼出現。輔助生殖作為治療不孕不育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其社會價值不容忽視。一方面，能夠滿足不孕人群求子的愿望；另一方面，能夠緩解出生人口下降的壓力、優化人口結構。未來隨著育齡婦女高齡化、婚育年齡推遲等因素，不孕不育人群增加，伴隨著更多人群的輔助生殖需求釋放，輔助生殖對出生人口的貢獻將增加。
輔助生殖技術在中國起步晚、發展快，經歷三十多年的發展，已經走在國際生殖醫學領域前列，相關規定也逐漸落實、完善、細化，輔助生殖行業隨著生育政策的放松而快速發展。但是，由于區域分布不均、治療價格高、頂層設計不完善等因素，部分輔助生殖需求難以釋放。輔助生殖的平均最低治療價格超過全國六成家庭的承受能力。
我們與錦欣生殖聯合組織輔助生殖需求調研問卷，分別對現有患者和潛在患者進行問卷投放，試圖探索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關注的因素。1）基本特征：35歲以下為主、專科以上學歷占比超5成。分年齡看，正在接受治療的不孕不育患者以30-34歲為主，占比近4成；分學歷看，大專及以上學歷占比超5成；工作方面，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中自由職業者居多，部分患者可能因為治療輔助生殖而辭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2）超6成被調查者希望通過凍卵保存生育能力，其中30-34歲意愿最高；高學歷意愿更高。3）成功率和價格是患者治療中比較看重的因素，潛在患者對價格敏感度更高。對潛在患者來說，當補貼比例是0%、25%、50%、75%、88%時，輔助生殖治療需求增加比例分別為0%、13%、20%、27%、30%。
輔助生殖需求釋放的人口凈增紅利有多少？第一，不考慮價格因素，根據低、中、高方案假設2030年輔助生殖滲透率分別提升至9.9%、11.9%、13.9%，我們預測2030年通過輔助生殖出生嬰兒數量分別比滲透率不變的方案多8.5萬、17.0萬、25.6萬人。第二，考慮到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的需求，2020年我國通過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嬰兒數量在8.4萬-16.8萬人。第三，如果考慮對輔助生殖進行財政補貼，2020年通過對單周期補貼20%、50%、80%的治療費用，可以分別增加新生兒11.6萬、23.3萬、34.5萬人，所需財政支出分別為195.8億、576.2億、1060.9億元，因此獲得一次活產的財政支出分別為16.8萬、24.8萬、30.4萬元，假設我國單個活產嬰兒的終生凈稅貼現值在2.6萬-10.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8.3萬-72.5萬元），估算對輔助生殖進行補貼的財政支出的凈回報率在2倍以上。
啟示：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加快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1）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優化相關法律法規、出臺一攬子相關規定，打通輔助生殖相關技術、倫理、法律之間的屏障。2）鼓勵輔助生殖領域相關試劑自主研發、減少進口依賴；通過建設人才交流機制，促進區域間優質資源共享。3）鼓勵相關機構建設專業人才培養機制，提供人才培育補貼，提高整體醫生服務人員的人才輸送比例以及專業性。4）允許單身女性凍卵，有助于她們保存生育能力，保障女性生育權。5）降低公民使用輔助生殖的自費負擔，通過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貼券，保證合理需求充分釋放。
目錄
1 輔助生殖是“生育友好型社會”必不可少的技術
1.1 發展背景：老齡少子化背景下，輔助生殖有助于優化人口結構
1.2 發展歷程：技術逐漸完善，生育政策放松助推輔助生殖行業發展
1.3 發展現狀：治療周期規模大，機構數量趨于穩定
1.4 發展痛點：區域分布不均、治療價格高、頂層設計不完善，部分輔助生殖需求難以釋放
2 影響輔助生殖需求釋放的因素有哪些？
2.1 基礎特征：35歲以下為主、專科以上學歷占比超5成
2.2 超6成被調查者希望通過凍卵保存生育能力
2.3 價格是患者最看重的因素之一，潛在患者對價格敏感度更高
3 輔助生殖需求釋放的人口凈增紅利有多少？
3.1 滲透率提升（不考慮價格變動）帶來的新生兒增量
3.2 降低患者自費負擔帶來的新生兒增量
4 啟示：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加快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1 輔助生殖是“生育友好型社會”必不可少的技術
1.1 發展背景：老齡少子化背景下，輔助生殖有助于優化人口結構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顯現，未扭轉中國出生人口下降趨勢，生育堆積效應已基本結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來連續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跌破千萬。勞動力萎縮，老齡化加速，人口見頂回落，人口紅利消失等問題相繼出現。
一方面，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再降到2020年的1.3，2021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僅1.15，2022年降至不到1.1，僅為更替水平（2.1）的一半。另一方面，育齡婦女規模已見頂下滑，中國15-49歲育齡婦女規模在2011年達3.8億人的峰值，此后逐年下降，預計2030年降至3.0億。
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預測，到2050年，我國出生人口將降至698萬，為印度的約1/3，2100年降至238萬，不到印度的1/4。
年齡是影響生育能力的重要因素，無法逆轉。育齡婦女高齡化、初婚初育年齡增加，會導致女性錯過最佳生育年齡，削弱生育基礎，不孕不育率有上升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不孕不育率為12%-18%。
第一，育齡婦女高齡化趨勢明顯，預計2030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將比2022年減少27%，其中25-30歲生育高峰期婦女將減少18%。我國20-35歲的主力育齡婦女從1982年的約1.2億增至1997年1.9億的峰值，2022年降至約1.5億，預計到2030年降至1.1億；25-30歲生育高峰期婦女約5000萬，預計2030年將降至4100萬，降幅約18%。
第二，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歲推遲到28歲；平均初育年齡從24歲推遲至28歲。從結婚年齡看，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9.4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8歲。從生育年齡看，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8歲，主要生育年齡從20-27歲增至24-33歲，生育一孩數占比從86.6%降至45.8%。
輔助生殖作為治療不孕不育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其社會價值不容忽視，一方面，滿足不孕人群求子愿望；另一方面，緩解出生人口下降壓力、優化人口結構。根據《國際輔助生殖研究報告2022》，部分國家將輔助生殖技術視為解決國家生育率下降的方法，為減輕治療負擔，政府提供各類公共資金支持，助力輔助生殖需求釋放、緩解出生人口下降壓力，通過輔助生殖出生嬰兒占比在2%-10%。目前，我國通過輔助生殖出生嬰兒占比在2%-3%，未來隨著育齡婦女高齡化、婚育年齡增加等因素，不孕不育人群增加，伴隨著更多人群的輔助生殖需求釋放，輔助生殖對出生人口的貢獻將增加。
1.2 發展歷程：技術逐漸完善，生育政策放松助推輔助生殖行業發展
輔助生殖技術在中國起步晚、發展快，經歷三十多年發展，已走在國際生殖醫學領域前列，相關規定也逐漸落實、完善、細化，輔助生殖行業隨著生育政策的放松而快速發展，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0-2000年）：起步期。輔助生殖技術從蹣跚起步到獲得長足進步，試管嬰兒第一、二、三代技術相繼發展。自1978年首例試管嬰兒在英國出生后，我國研究人員便開展相關領域的探索。1983年，我國第一個冷凍精液人工授精孕育的嬰兒在盧光琇教授的指導下誕生；1988年，我國大陸首名試管嬰兒在北醫三院誕生，技術成功為后續試管嬰兒技術發展開啟新篇章。此后，國內首個ICSI試管嬰兒和首個經PGD的嬰兒相繼在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誕生。首例三代試管嬰兒誕生成為輔助生殖技術發展的里程碑事件，標志著我國輔助生殖技術的快速發展。不過，此階段，輔助生殖領域的法律和規章制度沒有進展。
第二階段（2001-2012年）：規范期。我國首次發布系統的輔助生殖管理辦法，對機構審批、技術使用等方面進行規定。2001年2月，衛生部先后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等，標志著我國輔助生殖技術開始規范發展。2003年衛生部修訂相關規范和標準，對輔助生殖機構、精子庫等技術標準、人員配備、場所設備等提出精準要求，比如“減少胚胎移植數量”、“同一供者的精卵最多受孕5人”等內容，為輔助生殖機構提供發展參考范式。2007年，衛生部頒布《關于加強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設置規劃和監督管理的通知》，指出嚴禁此項技術的商業化和產業化，進一步對輔助生殖的發展做了規范。同年10月，國務院發文決定將“醫療機構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許可”的權限下放到省、自治區、直轄市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輔助生殖機構迎來迅速增長。
第三階段（2013-2017年）：優化期。伴隨著生育政策改善，輔助生殖政策也不斷優化，對機構數量規劃、牌照審批等方面提出更細化的要求。2013年，衛生部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合并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計劃生育政策逐漸放松，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2015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婦幼保健中心建立了國家輔助生殖技術管理專家庫，并且國家衛計委更新2001年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配置規劃指導原則》，提出“每300萬人口設置一個輔助生殖機構”的原則，為各地輔助生殖發展提供依據。同年，衛計委發布《關于規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審批的補充規定》，細化輔助生殖機構管理，提出“申請開展第一、二代試管嬰兒的機構至少實施夫精人工授精技術或供精人工授精技術滿1年”、“申請開展第三代試管嬰兒的機構至少實施第一、二代試管嬰兒技術滿5年”等。隨著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推進，輔助生殖治療提供的計劃生育證明被取消，不孕治療惠及人群擴大。技術方面，2014年世界首例Malbac胚胎全基因組測序試管嬰兒在中國誕生，標志我國胚胎植入前臨床診斷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第四階段（2018年至今）：發展期。隨著“放開三胎”政策出臺，輔助生殖成為優化生育支持政策的內容。2018年不再保留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這是自198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以來，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第一次沒有“計劃生育”名稱。2021年5月“三孩”政策實施。同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內容包括：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國家衛健委等17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提出“推動醫療機構通過輔助生殖等技術手段，向群眾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輔助生殖技術成為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的一項重要支持手段。隨著生育政策逐漸放寬，生育支持政策相繼出臺，“不能生”、“生不出”問題逐漸被重視。
各地在積極推動輔助生殖補貼落地，助力輔助生殖合理需求釋放。杭州市商業補充醫療保險“西湖益聯保”將試管嬰兒費用納入報銷范圍，參保市民最高獲得3000元費用報銷；河北衡水市對女方年滿35周歲且夫妻雙方均未生育過，通過輔助技術生育第一胎的，給予不高于1萬元的補貼；銀川市擬對計劃生育特殊家庭中年齡為40-49周歲的女性，確需實施輔助生殖技術再生育的給予6萬元生育補貼。
在生育率低迷、育齡婦女規模下降、出生人口下滑背景下提出推動輔助生殖技術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從國家戰略角度，符合我國優化生育支持手段的目的；另一方面，通過提供和推廣輔助生殖技術，不孕家庭的求子愿望得到滿足。
1.3 發展現狀：治療周期規模大，機構數量趨于穩定
近年，我國輔助生殖技術快速發展，每年輔助生殖治療總周期數超過100萬，出生嬰兒數超30萬，約占總出生人口的3%。
1）從治療類型看，我國輔助生殖技術以體外受精為主，治療周期占比近80%；其中，凍胚移植占比超60%。2019年有221家生殖中心通過通過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CSRM系統上報數據，其中夫精人工授精（AIH）周期7萬個、供精人工授精（AID）周期0.8萬個、體外受精（IVF）治療周期28萬個，占比分別為19.2%、2.3%、78.2%，目前輔助生殖治療以IVF技術為主。其中，使用自體配子治療周期數占比96.4%。取卵周期28.9萬個、鮮胚移植周期12.6萬個、凍胚胎移植（FET）周期23.7萬個，鮮胚移植和凍胚移植占比分別為34.6%、65.4%。
2）從成功率來看，體外受精成功率遠高于人工授精；其中，鮮胚與凍胚移植成功率相當，活產率均超40%。2019年AIH、AID、IVF-鮮胚移植、IVF-凍胚移植妊娠率分別為14%、31%、52%、52%；活產率分別為11%、26%、42%、41%。2019年IVF-鮮胚移植妊娠率為52%、活產率為42%，這意味著接受體外受精成功后，每10個移植周期中有5個可成功妊娠、4個可成功生下孩子。
3）從安全性看，多胎妊娠率下降，主要由于單胚胎移植逐漸成為共識，其中凍胚移植的多胎率小于鮮胚移植；2017-2019年OHSS發生率從1.6%降至1.3%，ART并發癥發生率呈下降趨勢。2018、2019年新鮮胚胎的多妊娠胎率分別為28.6%、26.0%，凍胚移植分別為26.9%、21.5%，多胎妊娠率明顯下降，主要與單次平均移植胚胎數量有關。單胎妊娠的安全性更高，西方發達國家從21世紀開始陸續提倡單胎移植，我國從2018年10月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發表《關于胚胎移植數目的中國專家共識》，建議首次移植、子宮因素不適宜雙胎妊娠、經過PGT檢測的患者選擇單胚胎移植，此后多胎率明顯下降。2017、2018、2019年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OHSS）發生率分別為1.6%、1.4%、1.3%，近年ART并發癥發生率逐漸下降。
4）從患者年齡分布看，目前我國使用ART治療患者仍以35歲以下的年輕夫妻為主。35歲以下、35-37歲、38-40歲、41-42歲、43-44歲、44歲以上年齡組治療周期占比分別為71.4%、13.8%、8.2%、3.3%、1.9%、1.3%。目前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主力為80后和90后，隨著高等教育普及，00后、10后對輔助生殖技術認可度隨之上升，越來越多家庭計劃通過輔助生殖獲得新生兒。
5）從供給端看，輔助生殖機構數量趨于飽和，未來增量有限；第三代試管嬰兒治療牌照還有近1倍增量空間。從機構數量看，2016年-2020年，全國經批準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從451家增加到539家。獲批機構以公立醫院為主占比90%以上，民營醫院不足10%。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規劃測算參考方法》的方案一，各省（區、市）增設的輔助生殖機構數量不超過截至2020年底輔助生殖機構總數的15%，按此計算，未來五年新增輔助生殖機構約80個；按照2018年常住人口數，每230萬-300萬人口可設置1個機構，未來五年機構增量最多70個，整體增量有限。從技術準入來看，所有從事輔助生殖服務的醫療機構都必須獲得牌照，并且證書并非一次性獲得，獲取難度逐級提升。截至2020年，536家獲批生殖機構均可提供人工授精技術，其中有406家生殖機構獲得第一代和第二代試管嬰兒牌照，占全國的76%。僅有北醫三院、解放軍總醫院第六醫學中心等76家擁有第三代試管嬰兒牌照，約占體外受精技術機構數量的18.5%，如果按照30%的規定占比，未來能夠新增三代牌照約50個。
1.4 發展痛點：區域分布不均、治療價格高、頂層設計不完善，部分輔助生殖需求難以釋放
市場端看，輔助生殖機構數量和質量分布不均，呈現“東南強于西北、沿海多于內陸”特征。數量看，廣東有輔助生殖機構56家，數量排名第一；排名前5的還有江蘇、山東、湖北、河南，分別為33、32、32、32家，大都位于東部地區；而寧夏、青海等西部地區僅1-2家。質量看，北京、上海、廣東等沿海發達區域的臨床經驗、人才儲備、醫療資源配置和技術服務處于相對領先水平，承擔著部分外地疑難重癥患者的診療任務。而甘肅、青海、寧夏等地技術資源總量相對不足，服務質量有待提高，由于缺乏優質輔助生殖醫療資源，部分患者只能選擇跨區域治療，一方面，增加治療成本；另一方面，患者資源流失，難以支撐當地輔助生殖行業發展。
技術端看，輔助生殖技術仍需發展，以保證更多大齡患者治療成功率；另一方面，上游試劑及器械進口依賴度高于50%，自主研發能力有待提升。近年，我國輔助生殖技術不斷創新，2014-2021年輔助生殖申請專利從26件增至87件、授權專利從6件增至67件，年均增速分別為18.8%、41.2%。但由于目前我國患者以35歲以下為主，自身治療條件好，一定程度提高了成功率。未來，隨著育齡婦女高齡化，高齡患者逐漸成為輔助生殖治療的主力，“獲卵失敗”、“反復種植失敗”等問題難以避免，從取卵階段到移植階段治療成功率有下降壓力，輔助生殖治療技術和手段需升級和優化，以滿足更多大齡患者治療需求。第二，輔助生殖醫療產品自主研發能力不足，上游相關試劑及器械中，進口品牌仍占主導，體外生殖用液和專用儀器進口占比分別均超50%。國內在新技術、領域研發的程序繁瑣，前期申報階段就存在層層關卡，效率低，研發、創新的時間成本高，自主研發動力不足。
費用端看，輔助生殖的平均最低治療價格超過全國六成家庭的承受能力，價格高導致部分需求難以釋放。一般來說，試管嬰兒一次完整的周期費用包括前期體檢費用、藥費、促排取卵手術費、胚胎培養和移植費用，合計約3萬-5萬元。如果按40%-50%成功率計算，即為成功誕下嬰兒，至少需做2-3個周期，那么一代試管嬰兒總治療價格在6-15萬元。若想進行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和篩查，總的治療費用還將更高。從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全國家庭、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人均收入不超6萬元的分別占比80%、60%、100%。按試管嬰兒成功活產的最低價格6萬元，如果是雙收入家庭，人均需承擔3萬元；若是單收入家庭，人均需承擔6萬元。估算可知，全國、農村和城鎮無力承擔輔助生殖費用的家庭占比分別為60%、80%、40%，即輔助生殖服務的最低價格仍超中國六成家庭承受能力，治療價格過高使得部分輔助生殖需求難以釋放。國際對比看，丹麥、澳大利亞、以色列的居民IVF治療費用負擔（單周期費用/人均GDP）較低，僅10%左右，這些國家的每萬名20-44歲女性使用ATR治療周期較高，均超150個，而我國IVF治療費用負擔約50%，患者費用負擔較高。
政策端看，輔助生殖領域頂層設計尚不完善，第三、四代試管嬰兒、代孕等領域處法律灰色地帶，單身女性凍卵尚未形成社會共識。一方面，試管嬰兒的衍生技術，包括第三、四代試管嬰兒、代孕等領域存在法律空缺，缺乏體系化規定。英國是世界上首個頒布關于代孕法律的國家，1985年頒布《代孕安排法》，對相關概念、禁止商業代孕、違法懲罰做了具體規定。我國在2001年就頒布輔助生殖的技術規范和管理辦法，明確規定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代孕技術，但缺乏相關法律條例支持，由于不孕人數增加、失獨家庭增多，代孕需求增加，促使地下交易出現，市場亂象頻出，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數據，與代孕相關的判決案例數不斷增加，地下代孕產業仍存。另一方面，針對輔助生殖是否適用單身女性的問題，仍有爭議。我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提到，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輔助生殖技術。國際對比看，西方許多國家都允許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包括使用精子庫、凍卵等，認為這是女性保存生育能力的手段。近年，隨著經濟、社會、技術不斷變化，人們生育觀念更加開放，我國大齡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需求增加。但由于國內禁止單身女性實施輔助生殖技術，一些單身女性只好選擇支付高昂費用在國外凍卵。
2 影響輔助生殖需求釋放的因素有哪些？
我們與錦欣生殖聯合組織輔助生殖需求調研，分別對現有患者和潛在患者進行問卷投放，共回收1783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683份，有效率為94%。最終以1683份有效問卷數據為依據，調研結果如下：
2.1 基礎特征：35歲以下為主、專科以上學歷占比超5成
根據統計，不孕患者中沒有孩子的占比71.4%、有1個孩子的占比21.6%、有2個孩子的占比5.4%、有3個及以上孩子的占比1.5%。分年齡看，正在接受治療的不孕不育患者以30-34歲為主，占比近4成；分學歷看，大專及以上學歷占比超5成；工作方面，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中自由職業者居多，部分患者可能因為輔助生殖治療而辭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
年齡方面，根據調研結果，正在接受治療以及以前接受過治療并成功誕下嬰兒的人群，更加年輕，35歲及以下占比分別為63.2%、60.0%，而以前接受過治療，未成功后放棄和從未接受過治療的患者35歲及以下占比分別為50.8%和57.3%，相對來說治療未成功后放棄的患者平均年齡更高。由于輔助生殖治療成功率隨年齡增加而下降，35歲以上患者治療成功率會明顯下降，從而削弱患者繼續治療的意愿。
學歷方面，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中高中及以下、大專、本科、碩士及以上學歷占比分別為46.0%、25.2%、26.0%、2.8%，其中大專及以上學歷占比54.0%，明顯高于我國總體大專及以上學歷占比的15.5%。
工作方面，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中自由職業者、農民居多，占比分別為27.1%、19.4%，并且根據統計，選擇其他職業的患者中，“無業”、“待業”、“失業”是患者填寫的高頻關鍵詞，說明目前輔助生殖治療患者面臨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壓力，相當一部分患者可能因為治療輔助生殖而辭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
2.2 超6成被調查者希望通過凍卵保存生育能力
整體看，有超6成的被調查者希望通過凍卵保存生育能力，30-34歲意愿最高；高學歷意愿更高。其中，希望、不希望、不了解凍卵占比分別為63.0%、12.4%、24.7%。分年齡看，20-24歲、25-29歲、30-34歲、35-37歲、38-40歲、40歲以上的被調查者中希望通過凍卵保存生育能力的占比分別為46.8%、59.8%、65.8%、64.0%、67.5%、59.6%，30-34歲年齡段的占比最高。分學歷看，高中及以下、大專、本科、碩士及以上的被調查者中希望通過凍卵保存生育能力的占比分別為59.1%、66.1%、67.7%、65.3%，高學歷人群的凍卵意愿相對更高。
2.3 價格是患者最看重的因素之一，潛在患者對價格敏感度更高
從調研結果可以看出，成功率和價格是患者治療中比較看重的因素。其中，不孕患者在治療過程中最看重的因素為治療成功率、診所服務水平和價格與補貼，分別有85.5%、46.1%、33.4%的患者選擇；而不孕患者放棄使用輔助生殖治療的原因有價格太貴、成功率低、心理負擔大等，分別有55.7%、48.9%、41.1%的患者選擇。一般來說，進行3-5次試管嬰兒治療可以成功活產，但是很多患者由于價格太貴或者心理壓力等原因，在治療失敗后沒有選擇繼續治療，導致最后并沒有成功誕下嬰兒。
價格方面，患者能夠接受的全療程費用（懷孕并成功活產所需費用）在5千元以下、5千-3萬元、3-10萬、10-20萬、20萬以上的占比分別為8.5%、55.3%、32.1%、3.4%、0.6%，患者能接受的價格基本在10萬元以下。但是假設試管嬰兒單周期4萬元，那么活產所需的治療總費用在12萬元以上，很少有家庭愿意承擔全部的治療費用，并且很多家庭在治療失敗后，由于難以承擔后續治療費用而選擇放棄后續治療。分收入區間看，家庭總收入越多、患者能夠承擔的輔助生殖治療費用相對更高。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的患者，能夠接受的治療費用占比最多的是5千-3萬元，占比64.5%，家庭年收入在10-20萬、20-30萬、30-40萬、40-50萬的患者，能夠接受的治療費用占比最多的是3-10萬元，占比分別為46.0%、51.1%、61.8%、62.5%。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年收入在50萬以上的患者中，有20.0%的人能夠接受治療費用在20萬以上。
分不同患者看，潛在患者對價格敏感度更高。對現有患者來說，假設輔助生殖單周期治療費用是4萬元，當補貼比例是0%、25%、50%、75%、88%時，意愿治療人數比例分別為86%、94%、97%、99%、100%，輔助生殖治療需求增加比例分別為0%、8%、12%、13%、14%；對潛在患者來說，假設輔助生殖單周期治療費用是4萬元，當補貼比例是0%、25%、50%、75%、88%時，意愿治療人數比例分別為71%、84%、90%、96%、99%，輔助生殖治療需求增加比例分別為0%、14%、20%、26%、28%。
3 輔助生殖需求釋放的人口凈增紅利有多少？
我國輔助生殖技術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已經處于世界發展前列，治療周期數量逐年增加。并且我國不孕不育的育齡人口基數大，輔助生殖市場空間廣闊，但目前滲透率并不高。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數據，我國輔助生殖滲透率僅7.9%，遠低于美國的31.2%。根據我們上文分析，輔助生殖在政策、技術、費用等方面仍有不足，導致很多的需求難以釋放，滲透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3.1 滲透率提升（不考慮價格變動）帶來的新生兒增量
思路和假設：將20-44歲育齡婦女年齡分為五檔，包括20-34歲、35-37歲、38-40歲、41-42歲、43-44歲，依據各年齡段的有偶率、不孕率、輔助生殖需求占比等參數，通過公式“分年齡育齡婦女*分年齡有偶率*分年齡不孕不育率*分年齡輔助生殖需求占比*輔助生殖滲透率”計算輔助生殖滲透率增加帶來的新生兒增量。
有偶率：根據《2020年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年20-34歲、35-37歲、38-40歲、41-42歲、43-44歲育齡婦女的有偶率分別為50.5%、91.6%、92.5%、93%、93.1%。隨著晚婚、不婚女性增加，未來各年齡段女性有偶率呈下降趨勢，本次測算假設往后年份，各年齡段女性有偶率按一定比例下降。
不孕率：醫學數據顯示，不孕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急劇上升。15-34歲女性的不孕率約為7.3%-9.1%，而35-39歲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25%-30%，40-44歲女性則高達30%以上。本次假設20-34歲、35-37歲、38-40歲、41-42歲、43-44歲夫婦的不孕率分別為8%、20%、25%、30%、35%。
輔助生殖需求占比：目前治療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藥物治療、手術治療和輔助生殖治療三種方式，輔助生殖一般作為常規藥物和手術方式未見成效后的最終解決方案，需求占比在10%-20%。
滲透率：是指有輔助生殖需求的患者實際接受治療的占比，與輔助生殖市場發展情況、患者接受度等因素有關。目前，我國輔助生殖滲透率約7%-9%，未來隨著輔助生殖市場逐漸完善、患者接受程度提升，輔助生殖滲透率不斷提升。根據沙利文數據，美國輔助生殖滲透率約31%，可見我國輔助生殖滲透率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假設不考慮價格變動，可對未來輔助生殖滲透率提升做出估計。可以將滲透率提升速度分為三檔，低方案（每年增加0.2個百分點，到2030年滲透率為9.9%）、中方案（每年增加0.4個百分點，到2030年滲透率為11.9%）、高方案（每年增加0.6個百分點，到2030年滲透率為13.9%）。
從結果看，根據低方案預測，隨著滲透率增至2030年的9.9%，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嬰兒總量從35.9萬人增至45.5萬人，占出生人口比重從3%增至5%，占比與澳大利亞相近；根據中方案預測，隨著滲透率增至2030年的11.9%，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嬰兒總量從31.7萬人增至54萬人，占出生人口比例從2.8%增至6%；根據高方案預測，隨著滲透率增至2030年的13.9%，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嬰兒總量從31.7萬人增至62.6萬人，占出生人口比例從2.8%增至6.9%，占比與日本相近。低、中、高方案預測2030年通過輔助生殖出生嬰兒數量分別比滲透率不變的方案多8.5萬、17.0萬、25.6萬人。
分年齡看，我們根據ART使用年齡模式進行外推，可以看到35歲以上患者占比逐漸下降、35歲以上患者占比逐漸增加。根據中方案預測，2020-2030年35歲以下患者占比從67%降至49.2%；35歲以上患者占比從33%降至50.8%。根據《國際輔助生殖研究報告2022》，英國、澳大利亞、美國、日本的35歲以下患者治療周期占比分別為42.1%、38.4%、36.7%、24.5%，以35歲以上患者為主，一方面由于育齡婦女高齡化明顯，另一方面，大齡女性平均治療周期比年輕女性多。
從國際對比看，各國對于單身女性進行輔助生殖的政策較為寬松，大部分國家允許單身女性做試管嬰兒和凍卵。對于女性來說，凍卵是生育力保存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現代職場女性要兼顧家庭和事業的背景下，推遲生育往往會削弱生育能力，能夠在合適的年齡選擇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是女性需要的。在美國，任何公民（包括單身人士）都可以通過輔助生殖技術來獲得自己的孩子；在日本，婦產科學會倫理委員會逐漸將進行IVF治療患者的“已婚”條件刪除；在西班牙，法律明文規定，所有女性都有權利進行輔助生殖治療，與女性的婚姻狀況和性取向無關；在澳大利亞，無論是異性夫婦、女同性戀伴侶還是單身女性，均可參加公共基金支持的輔助生殖技術項目。考慮到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的需求，我們對輔助生殖的非婚生育情況進行估算。
思路和假設：假設單身女性可以通過凍卵保存生育能力以便后續生產，計算此部分帶來的新生兒增量。我們分成兩種方法計算：
方法一：假設按照對標國家的非自卵或自精占比，通過已婚女性的結果來計算輔助生殖的非婚生育情況。根據《國際輔助生殖研究報告2022》，西班牙、美國、英國、中國臺灣、澳大利亞的捐贈配子治療占比37.4%、17.7%、14.2%、9.3%、5.1%。我們將國內非婚生育占比估算區間設置在5%-15%，那么按照低方案，預計2030年我國通過捐贈配子獲得的出生人口數量約2.8萬人；按照中方案，預計2030年我國通過捐贈配子獲得的出生人口數量約6.0萬人；按照高方案，預計2030年我國通過捐贈配子獲得的出生人口數量約9.5萬人。因此，根據方法一計算，到2030年我國通過捐贈配子獲得的出生人口數量在2.8萬-9.5萬人。
方法二：根據英國人類受精和胚胎學管理局 （HFEA）于2018年發布的《生育治療中的卵子冷凍》，女性凍卵的最佳時間是20-30歲，但是冷凍卵子的年齡越小、使用卵子進行治療的可能性就越小，因為大多數女性在組建家庭時，很可能自然懷孕；相反，30多歲的女性凍卵使用率會更高。因此假設凍卵使用率隨著凍卵年齡增加而增加。
從結果看，根據低方案預測，2030年通過單身女性凍卵產生的嬰兒總量為8.4萬人，占出生人口比例約1%；根據中方案預測，2030年通過單身女性凍卵產生的嬰兒總量為12.6萬人，占出生人口比例約1.4%；根據高方案預測，2030年通過單身女性凍卵產生的嬰兒總量為16.8萬人，占出生人口比例約1.8%。因此，按照方法二計算，到2030年我國通過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嬰兒數量在8.4萬-16.8萬人。
3.2 降低患者自費負擔帶來的新生兒增量
思路和假設：將治療患者分為現有患者和潛在患者，其中現有患者是目前正在進行IVF治療的人群，潛在患者是指患有不孕不育癥，但是由于費用過高等因素，中途放棄治療或沒有選擇IVF的治療方式的人群。結合問卷調查結果，我們有如下假設：
1）如果對現有患者進行補貼，從而使得部分患者愿意多做一個周期，進而提高整體治療成功率，每個患者治療效率提升，并獲得凈增新生兒。
方案一：每個周期補貼20%，有5%的患者愿意多做一個周期，那么整體成功率提升約2個百分點。
方案二：每個周期補貼50%，有10%的患者愿意多做一個周期，那么整體成功率提升約3個百分點。
方案三：每個周期補貼80%，有15%的患者愿意多做一個周期，那么整體成功率提升約5個百分點。
從結果看：
按方案一估算，2020、2025、2030年補貼后的實際治療周期相較于未提供補貼的時候分別多5萬、7萬、9萬個；多出生嬰兒分別為1.8萬、2.4萬、2.7萬人；按照每個治療周期4萬元、補貼次數不限，估算所需財政補貼分別為84.5億、123.4億、147.4億元。
按方案二估算，2020、2025、2030年補貼后的實際治療周期相較于未提供補貼的時候分別多10萬、15萬、18萬個；多出生嬰兒分別為3.6萬、4.9萬、5.4萬人；按照每個治療周期4萬元、補貼次數不限，估算所需財政補貼分別為221.4億、323.3億、385.9億元。
按方案三估算，2020、2025、2030年補貼后的實際治療周期相較于未提供補貼的時候分別多15萬、22萬、26萬個；多出生嬰兒分別為5.4萬、7.3萬、8.1萬人；按照每個治療周期4萬元、補貼次數不限，估算所需財政補貼分別為370.4億、540.7億、645.6億元。
2）如果對潛在患者提供補貼，假設部分不孕不育患者不選擇其他治療方法，直接選擇補貼后最便宜的IVF，將會提升整體治療周期數，從而獲得凈增新生兒。
方案一：每個周期補貼20%，有10%的潛在不孕不育患者直接選擇試管嬰兒治療。
方案二：每個周期補貼50%，有20%的潛在不孕不育患者直接選擇試管嬰兒治療。
方案三：每個周期補貼80%，有30%的潛在不孕不育患者直接選擇試管嬰兒治療。
從結果看：
按方案一估算，2020、2025、2030年補貼后的實際治療周期相較于未提供補貼的時候分別多38萬、57萬、70萬個；多出生嬰兒分別為9.8萬、12.5萬、12.4萬人；按照每個治療周期4萬元、補貼次數不限，估算所需財政補貼分別為111.2億、163.3億、196.6億元。
按方案二估算，2020、2025、2030年補貼后的實際治療周期相較于未提供補貼的時候分別多77萬、114萬、141萬個；多出生嬰兒分別為19.7萬、25萬、25萬人；按照每個治療周期4萬元、補貼次數不限，估算所需財政補貼分別為354.8億、522.4億、632.0億元。
按方案三估算，2020、2025、2030年補貼后的實際治療周期相較于未提供補貼的時候分別多115萬、171萬、211萬個；多出生嬰兒分別為29.5萬、37.4萬、37.2萬人；按照每個治療周期4萬元、補貼次數不限，估算所需財政補貼分別為690.6億、1018.7億、1236.0億元。
根據上述方法計算，假設2020年提供相關輔助生殖治療補貼，通過20%、50%、80%的治療費用補貼可以分別增加新生兒11.6萬、23.3萬、34.9萬人，所需財政補貼分別為195.8億、576.2億、1060.9億元，因此獲得一次活產的財政成本分別為16.8萬、24.8萬、30.4萬元；2030年通過20%、50%、80%的治療費用補貼可以分別增加新生兒15.1萬、30.2萬、45.3萬人，所需財政補貼分別為343.9億、1017.9億、1881.6億元，因此獲得一次活產的財政成本分別為22.8萬、33.7萬、41.5萬元。根據《國際輔助生殖研究報告2022》，國外通過試管嬰兒實現一次活產的成本在4000美元-16萬美元，終生凈稅貼現值/人均GDP在2-8倍，按此比例計算，并假設貼現率3.5%-4%，那么2020年我國單個活產嬰兒的終生凈稅貼現值在2.6萬-10.4萬美元，由于單次活產成本約1.6萬-5萬美元，估算財政補貼的凈回報率在2倍以上。
4 啟示：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加快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956萬新生人口計算，2022年中國總和生育率不到1.1，不僅低于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比嚴重少子老齡化的日本還低不少。少子化將深遠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創新活力、撫養負擔、民眾幸福指數乃至民族復興。人口急劇萎縮，也意味著規模效應的持續弱化和綜合國力的衰退。目前優化生育政策的時代已經到來、降低生育成本逐漸成為社會共識。但“不能生”問題并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部分群體由于政策、質量、費用等方面的限制，無法進行治療。根據我們的研究，通過建立輔助生殖友好型社會，能夠提升輔助生殖滲透率、使治療不孕需求得到充分釋放，帶來凈增新生人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低迷問題、提振社會信心。主要有以下建議：
1）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優化相關法律法規、出臺一攬子相關規定，打通輔助生殖相關技術、倫理、法律之間的屏障。在立法層面，目前相關輔助生殖技術規定及準則的法律層級低，不利于對輔助生殖技術進行全面的監督管理。在試管嬰兒及其衍生領域，建議單獨制定更加全面專業的立法，包括概念解讀、技術實施標準、實施規范等，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對實施輔助生殖過程中的相關問題作出明確界定，打通輔助生殖相關技術、倫理、法律之間的屏障。在監管層面，應該明確監管主體、規范監管程序、確定監管細則，衛健委應與公安、檢察、法院構建聯合管控網絡。在制度層面，建立明確、合理的行業準入規范，同時健全質量控制機制。增設數據檢驗機構，對成功率、單胎率等指標進行定期收集和公開，提高行業透明度。
2）鼓勵輔助生殖領域相關試劑自主研發、減少進口依賴；通過建設人才交流機制，促進區域間優質資源共享。目前我國輔助生殖機構面臨上游藥品、設備海外依賴度高，下游機構質量存在區域不均衡問題。一方面，針對產業創新能力弱、創新動力不足問題，可以在保證研發質量的前提下，適當放寬申報、審批流程，降低企業研發的時間成本，鼓勵自主研發。并且，針對有經驗的大型生殖機構，給予相關研發投入補貼，并通過引進社會資本，保證資金充足。另一方面，由政府相關部門加強監管，對相關試劑、藥品和設備使用的重要環節和風險點進行強化管理，建立實時、遠程、可追溯的網絡化智能數據庫管理，切實提升監管效率。同時，在政府統籌規劃下，結合相關地理、交通等因素，加強區域機構合作、建設人才交流機制，促進優質資源共享，提升我國整體輔助生殖機構質量。
3）鼓勵相關機構建設專業人才培養機制，提供人才培育補貼，提高整體醫生服務人員的人才輸送比例以及專業性。第一，試管嬰兒的成功率很大程度取決于醫生及相關技術人員的經驗和專業性。通過建立完善的師資團隊、優質的教學資源、規范的教學體系，不斷加強輔助生殖教學質量，保證輸送優質的醫學人才，滿足人才需求；第二，隨著就業環境、生活壓力等因素影響，不孕不育患者明顯增加，相關生殖醫學人才儲備需求明顯增多，可以通過對相關機構提供人才補貼的方式，提高整體人才輸送比例，滿足市場需求；第三，通過對相關從業人員的前期準入、中期考核和培養等方面提供監管和支持，保證技術的穩步發展、人才的優化提升。
4）允許單身女性凍卵，有助于她們保存生育能力，保障女性生育權。從各國對比來看，目前大部分發達的經濟體均可以允許單身女性凍卵來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我國目前并未開放單身女性凍卵的合法性，僅適用于不孕癥夫婦。《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中指出，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單身女性無法使用凍卵等輔助生殖技術來保存和行使自己的生育權。考慮到使用玻璃化冷凍技術凍卵已經發展超過20年、技術已經逐漸成熟，建議逐步放開單身女性凍卵，保障女性生育權利。
5）降低公民使用輔助生殖的自費負擔，通過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貼券，促進合理需求充分釋放。
一些地方已出臺相關輔助生殖補貼政策：陜西為失獨家庭提供一次免費試管嬰兒服務；湖北對失獨家庭或者女性年滿35周歲的特殊困難家庭提供不超過3萬元的輔助生殖補助金；遼寧省對失獨家庭提供一個試管嬰兒周期的免費治療；廣西對失獨家庭提供不超過5萬元的輔助生殖治療補貼；杭州市商業補充醫療保險“西湖益聯保”將試管嬰兒費用納入報銷范圍，參保市民最高獲得3000元費用報銷；河北衡水市對女方年滿35周歲且夫妻雙方均未生育過，通過輔助技術生育第一胎的，給予不高于1萬元的補貼。
到目前為止，對輔助生殖提供治療補貼僅停留在地方層面，全國層面還未出臺相關補貼政策，且目前地方提供補貼范圍較窄，補貼金額有限。根據本文測算，僅通過提供輔助生殖補貼就能使出生嬰兒增加超30萬人，占出生人口比例近3%，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口下降帶來的經濟低迷問題，建議全國層面出臺減輕不孕不育家庭治療成本的政策。一方面，構建多層次的費用支持體系，包括通過醫保、直接發放補貼、保險等方式提供輔助生殖的費用負擔。第一，通過提供輔助生殖相關補貼的形式降低居民自費負擔，可以考慮細化補貼標準，比如通過對不同大小、質量、規模的機構提供不同補貼來提高治療成功率、降低無效補貼概率；第二，鼓勵保險機構創新輔助生殖相關保險，覆蓋從前期檢查到后期治療的費用；第三，針對輔助生殖患者提供第三方融資渠道，減輕患者治療自費負擔。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發放生育補貼、育兒補貼等減輕手術成功后的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負擔，構建友好型生育支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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